《春秋》是我国最早的编年体史书，据说为孔子所作。“春秋”一词，本是东周列国史官所撰编年史的通称。

传说孔子写《春秋》的目的就是要原始察终，见盛观衰，惩恶扬善，拨乱反正。为达到这个目的，孔子在写作时非常讲究遣词造句，这就是后人说的微言大义，以一字寓褒贬。所以古人特别重视《春秋》。汉代为《春秋》立官学，列为“五经”之一。

阐述《春秋》经最著名的有《左传》、《公羊传》、《穀梁传》，合称“春秋三传”。至隋代，盛行《左传》，其馀二传渐衰。

《左传》原名《左氏春秋》，到西汉班固时才改称《春秋左氏传》。相传为鲁国史官左丘明所著，大约成书于战国初期。全书六十卷，以《春秋》为纲，并仿照春秋体例，按照鲁国君主的次序，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悼公十四年间春秋霸主递嬗的历史，保存了许多当时社会文化、自然科学等方面的珍贵史料，在史学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，后代史家梁启超推崇《左传》的出现是“商周以来史界之革命”。

《春秋公羊传》乃儒家经典之一，旧题公羊寿撰。重在阐发《春秋》经中之微言大义，而略于叙事，可谓训释之传。汉儒总结其有“三科九旨”之说，谓春秋上本天道，中用王法，而下理人情。天道者，一曰时，二曰月，三曰日；王法者，一曰讥，二曰贬，三曰绝；人情者，一曰尊，二曰亲，三曰贤。《公羊传》训释《春秋》，颇多牵强附会之处，当代学者杨伯峻甚至称它“不是空话，便是怪话”。不过由于《公羊传》中所表述的“大同一统”思想，迎合了封建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，故公羊学屡兴不绝。

《春秋穀梁传》也是儒家经典之一，旧题穀梁赤撰，现代学者一般认为《穀梁传》比《公羊传》晚出，属今文经学，其宗旨亦在阐发《春秋》经中之微言大义，只有少量叙事，间或有长篇对话。可能由于师传不同，《穀梁传》所释之大义与《公羊传》略有出入，但在曲解经文为己所用上，二者倒是不谋而合。